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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土壤上探尋多黨合作制度的慧光
——堅持和發展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文化探因
作者:徐迪波 張 瑩 陳 紅 戚天琪 徐 忭 來源: 時間:2019-02-26 10:25:33
    一、前言
    任何制度的產生都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人類文明的多樣性不僅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文明,而不同的政治文明造就了不同的政黨制度。目前,全世界200多個國家中,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存在政黨并實行政黨政治,并且由于國情和政治文化傳統不同,形成了多種類型的政黨制度。歷史上曾有7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朝鮮、越南、波蘭、保加利亞、民主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實行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但是除了中國之外,其他國家的多黨合作制都經歷了波折乃至中斷。從中可以看出,任何政治體系,包括信念、理想、情感,都鑲嵌于對政治行為具有內生導向的一種模式之中,其底蘊就是歷史文化 。2018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時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論斷。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歷經歲月洗禮和歷史考驗,仍能持續健康發展,得益于其厚植在“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中華文化滋潤的中國土壤,傳承中華傳統文化、中國革命文化的優秀基因,借鑒和超越了西方現代民主文化,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中國氣派,是適合中國國情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 。
    二、新型政黨制度傳承的深厚文化基因
    中國實行新型政黨制度是由基本國情、歷史發展和文化傳統等因素綜合決定的 ,具體到多黨合作制度上,“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體現了“一”與“多”的關系,形成“主”與“從”的有機統一,是充分借鑒和吸收了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西方現代民主文化的結果。
    (一)新型政黨制度汲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
    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和統一戰線學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理論來源,但是同樣不可否認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多黨合作制度的文化母體和重要根基 。
    1.核心意識,“共同體”傳統必須堅持黨的領導
    有學者指出,在人類歷史中,堪與中華帝國一比的,只有西方的羅馬,可是羅馬帝國崩潰之后,再沒有羅馬帝國出現,而中國雖也因外患內亂有過分裂和混亂,但最終總是走向大一統的格局。歷史經驗證明中國數千年來能夠維持統一之局而不垂,顯然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蘊涵著    “共同體”的統一性特征。這種傳統的形成,主要有兩點原因:
    一是我國相對封閉的自然地理特征培育了統一的大局觀。中華文明發源于黃河、長江流域,逐漸向四方拓展。秦始皇統一天下時國家版圖已經“東至朝鮮、南據嶺南、北達陰山、西抵高原”,四方的天然屏障,使得中華文明在一個相對安全和封閉的環境中演進,逐步形成自成一體的“天下觀”。其中最顯著的特征即是天下必須“定于一”。早期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回答:“定于一。”還有就是儒家把大一統思想作為一種治國的政治理想,并且付諸于歷代實踐。《公羊春秋》講:“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后來《漢書·王陽傳》解釋說:“《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漢代董仲舒進一步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長經。古今之通誼也。”大一統思想已經成為中國思想文化和政治領域的基本常道。無論是歷代封建王朝,還是近現代革命救亡,最終目標就是達到祖國統一,這已經構成了參與國政者共有的政治觀念和政治追求。這種深厚的文化思想影響到國家制度層面,必然需要制度運行的統一性和整體性。
    二是我國自古以來抗衡各種天災人禍需要中央集權。“共同體”理念的形成,也同中國在季風氣候下自然災害頻發有關。不論是黃河、淮河等水災泛濫,還是蝗蟲、干旱等天災影響農業收成,都需要一個強大高效的行政系統承擔社會救助職能。因此保持天下一統,就必須把權力集中到中央,由此保證社會秩序安定、中央政令推行。在我國歷史上,一旦中央權力出現弱化,區域性的離心傾向甚至分裂勢力就會乘勢而起,給民族帶來連綿的災難。正因為有這樣的歷史體驗,中華文明主要是在長期統一的環境下延續發展的。
    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根植于中華文明的“共同體”傳統,它熔鑄了維護家國本位、責任倫理的共同體精神,維護堅強有力、以民為本的領導核心,堅守國家統一、民族獨立的政治底線,注重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合作方式,塑造天下為公、修齊治平的士子情懷 。折射到政治制度層面,它決定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歷史邏輯依據 。“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只有樹立起核心意識,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其他黨派自愿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實現政治上高度統一,指導思想上崇尚一元,政治目標上趨向一致。
2.和合文化,“和為貴”理念孕育和諧政黨關系
    孔子認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禮之用,和為貴”,就是要講求不同事物的和諧、綜合。后來孟子也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強調人際關系的和諧,緩和彼此之間的矛盾以達到團結合作。荀子說:“萬物各得共和以生。”他們所強調的“和”,是希望調節各種利益矛盾,減少不必要的摩擦和對抗,最后達到人與萬物的和諧狀態。這種和諧思想的影響,“和而不同”的處事立場,正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中政治協商的根本原則 。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系是一種合作與和諧關系。這種合作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基礎上,遵循共同的政治準則,具有國家憲法和政策保障,通過政治協商、參政議政、互相監督,為實現共同目標而團結奮斗;這種和諧是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在合作共事中生死相依、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境界和狀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對手,而是親密友黨 。
    由此還能引申出傳統文化對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益友”關系形成的重要作用。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還提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的真誠狀態。這些傳統友誼文化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形成確立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著名的“窯洞對”中,毛澤東對黃炎培周期率的回答已經反映出共產黨在制度設計上希望聽到不同的聲音,通過民主的方式達到和諧與統一。周恩來稱民主黨派對共產黨來說是“多了一個好幫手”。鄧小平還專門作了《共產黨要接受監督》的演講。習近平將民主黨派稱作“中國共產黨的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在這些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看來,民主黨派是共產黨的摯友、諍友,理應長期地友好地交往下去,在治國理政中發揮好參政議政的作用。上述文化思想在前蘇聯共產黨的制度設計中找不到,在西方兩黨制和多黨制的文化土壤中也難尋覓。這里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文化中正確處理和對待其他的或對等的主體力量的一般原則,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追求“和合”“和諧”和“和為貴”的價值境界。
    正是在這種和諧合作的關系下,中國共產黨執政并積極為各民主黨派參政創造條件,各民主黨派參政并積極協助執政黨更好為國為民。雙方互相監督不是彼此傾軋,而是作為摯友和諍友提出不同意見和批評。這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本質屬性和內在要求,也是合作型政黨關系的獨特優勢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逐步強起來的社會環境和政治局面,與“執政黨一心一意謀發展、參政黨同心協力助發展”的和諧政黨關系是分不開的。
    3.人民立場,“民為本”理念代表廣大人民利益
    早在殷商時期,那時的思想者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治國理念,成為早期民本論的典型。孔子提出“仁者愛人”(《論語·顏淵》)思想。孟子強調仁政,闡述了“民貴君輕”思想。漢代賈誼主張以民為本的思想,強調“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修政語下》)。唐朝的開國君主李淵、李世民父子吸取隋朝速亡的教訓,感悟到“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并付諸政治實踐,開創了著名的“貞觀之治”。唐太宗曾經對大臣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貞觀政要·君道、政體》)。宋元明及清初的思想家們將民本思想繼續發揚光大。黃宗羲、顧炎武等人不囿于天意君德的說教,疾呼以“公天下”取代“私天下”,直指君王與臣民、治者與民眾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黃宗羲認為“天下為主,君為客”,為臣的和為君的一樣,都是為天下服務的,已經觸及到了民主、民治、民主監督的層面,達到了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高峰。這種傳統文化中的“施仁政于民”“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及“君舟民水”等文化思想對近當代的治國思想和政治理念產生了重大影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權、民生已經認識民眾的主體地位,與傳統的民本思想發生了飛躍性的變化,是民主政治思想的巨大進步。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新民主主義的憲政》《論聯合政府》和《論人民民主專政》等著名而經典的治國篇章無不閃耀著人民創造了歷史、民眾是主人、一切依靠群眾等思想光輝。習近平多次強調“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和“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制度設計上有效地反映了社會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訴求,其內涵的合作機制、協商機制和監督機制在政治實踐中,體現為在施政綱領上是愛民,在目標歸向上是為民,在政治地位上是尊民 ,內涵并高于傳統的民本思想,繼承和超越了傳統的“民貴君輕”“民水君舟”“民主君客”“愛民如子”的思想,使人民真正體現為國家主人。各民主黨派正是高度認同中國共產黨“把人民作為一切發展的核心,尊重民眾人格和意志的獨立性,把民眾政治權利的獲得作為自身的使命和任務”的人民立場,才自覺接受其領導,維護和發展新型政黨制度,自身積極履職建言,參與協商交流,切實維護百姓利益,解決百姓遇到的難題。
    4.天下為公,“同心”價值取向夯實共同政治基礎
    傳統文化在長期的歷史積淀中形成了剛健奮進、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精神,各族一家、協和萬邦的寬容精神,憂國憂民、獻身祖國的愛國精神,心系天下、舍生取義的博大胸懷,這種精神和文化在中華民族面對外來欺負時,能夠喊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大家團結一致、殺身成仁,維系了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民族團結和國家的持久不衰。這種樸素的“愛國主義”和“家國情懷”既是傳統文化中的寶貴財富,也是多黨合作制度重要的共同政治基礎。
    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以知識分子為主體,與西方相比,中國知識分子更明顯地把自己的選擇和事業與國家民族利益聯系在一起,在決定中國命運大決戰的時候,民主黨派選擇與中共站到一起。從1948年中國共產黨發布的“五一口號”得到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起,盡管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在思想觀念、經濟利益、具體訴求等方面有一定差異,但大家在根本利益和政治目標上是一致,即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民族振興的宏偉目標,執政黨與參政黨生死相依、榮辱與共的共同利益,為我國政黨合作與關系和諧提供了不竭“同心”動力。歸根結底,大家都是為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了祖國繁榮強盛的初心一直如故。正是各民主黨派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鞏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礎的主軸,始終同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才會自覺承擔起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親歷者、實踐者、維護者和捍衛者的政治責任,才會自覺聚焦“十三五”脫貧攻堅任務、全面實現小康的政治任務,才會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征程中永不掉隊,與全國各族人民并肩前進。
    (二)新型政黨制度飽經“血與火”洗禮的革命文化熏陶
    革命文化是在革命戰爭時期的奮斗中創造的,多黨合作的形成和發展也是我國革命文化的一部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墮入山河破碎、任人宰割的漫漫長夜,無數志士仁人為了拯救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前赴后繼、百折不撓,中國的政黨制度也歷經了曲折與復雜的探索。在短短的幾十年中,出現了多黨制、兩黨制、一黨制等多種政黨制度,中國體驗到了各種政黨制度的實踐效果,基本上都因為脫離中國社會土壤而歸于失敗。直到中國共產黨成立,才“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廈之將傾”,逐漸凝聚起了全國人民的力量,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發展道路,這其中就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
    1.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源自其革命歷史功績
    群雁高飛,離不開頭雁的引領;千舟競渡,需要旗艦的領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高政治領導力量,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 。70年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從山河沉淪的民族危機中誕生,在烽火硝煙的革命戰爭中錘煉出來的。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帶領無數共產黨人,以民族大義、國家興亡和人民解放為己任,為追求民主團結和建立新中國夙興夜寐、艱苦奮斗。用矢志不移、前赴后繼、不畏艱險的崇高革命精神和奉獻品質,以中流砥柱的角色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40年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在鄧小平等老一代領導人審時度勢、高瞻遠矚,果斷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中鞏固提升的。中國抓住稍縱即逝的歷史機遇期,聚精會神搞建設、全心全意謀發展,融入以國際貿易為動力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硬生生殺出了一條“血路”,在“十年動亂”的廢墟上建設起來一個高速發展的中國;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掌舵定向、領航前行下加強凝聚的。中國共產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團結帶領全國人民,畫好同心圓、凝聚正能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社會等全方面取得了井噴式的跨步發展,中國正式進入新時代。這些偉大成就的取得,歸根結底是堅持了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形成了“眾星拱月”的大好局面。中國共產黨始終秉承“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與使命,雖成立將近百年,但仍風華正茂。歷史已經并將繼續證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保證,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堅持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源自各民主黨派的革命貢獻
    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各民主黨派逐漸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逐漸結成了“血肉相連,情同手足”的緊密關系。在抗擊日本侵略、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建立人民聯合政府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本目標上立場一致、態度堅定。李公樸、聞一多、黃競武等民主黨派成員為民族獨立解放和國家民主進步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他們的鮮血與共產黨人及其他革命烈士的鮮血流淌在一起,譜寫了并肩戰斗、風雨同舟的光輝篇章;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各民主黨派成員帶頭參與社會主義改造,積極將工商實業交給國家;在百廢待興的改革開放初期,各民主黨派響應中共中央號召,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積極投身四個現代化建設。如民建先賢榮毅仁先生、王光英先生興商辦企,奠定了像中信集團、光大集團這一批世界500強企業的發展基石;在新時代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各民主黨派緊緊圍繞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密切關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點、熱點和難點問題,認真調查研究,在國計民生的各種領域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言獻策。如民建先賢成思危先生推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創立和發展,20年前播下風險投資事業的一粒種子,在今天中國“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大環境下,正在茁壯成長為參天大樹。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各民主黨派和中共在歷經大浪淘沙、生死考驗之后的政治抉擇,是志士仁人用鮮血凝成的革命友誼,是真誠合作、肝膽相照的推心置腹,是舍我其誰、中流砥柱的文化自信,歷經各時期革命“血與火”洗禮而歷久彌新的!
    (三)新型政黨制度超越西方現代民主文化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顯著特征是: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完全不同于其他一黨制、兩黨制和多黨制,而是以“和而不同”為基本理念,以和諧政黨關系為外在形式,實現各政黨共商國是、共謀發展的整體格局 。它借鑒西方現代民主制度的利弊,超越了其現行文化。
    1.以親密合作避免無謂內耗
    西方政黨制度的基本理念是“競爭”,這不僅體現在選舉過程中,更體現在政治過程的各個環節。從積極意義來說,這種架構能夠激發政黨的潛力、約束政黨的行為、監督政黨的權力,能夠體現公平精神。然而在現代政治的實踐中,兩黨制或者多黨制競爭往往演變為政黨之間的內耗和無謂斗爭:政黨之間的競爭不是為某項公共政策,不是為了選民的公共利益,而是出于“斗氣”,甚至是“趕你下臺”的簡單目標。甚至其實現方式往往是滑稽、可笑乃至危害整個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與此同時,一黨制往往強調“控制”,其利用自身的執政地位實現對資源的壟斷和社會的控制。盡管一黨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實行多黨制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政治社會秩序的混亂,但也不可避免地壓制了其他政治力量乃至社會公眾的政治參與,導致各種利益訴求無法正常表達和有效溝通。更令人擔憂的是,處于執政地位的唯一合法政黨由于缺乏外在的壓力和制約,可能導致自身的創造力逐步枯竭,因失去繼續進步的動力而“萎靡”,并在缺乏監督和制約的條件下產生腐敗,最終失去政權。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日本的自民黨、印度的國民大會黨、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等殷鑒不遠。可以看出,西方政黨制度的一黨制也好多黨制也罷,最終都不利于政治穩定。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在非競爭性政黨政治的框架內解決好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與民主黨派的參政問題。這一基本框架決定了中國各政黨之間的基本關系狀態是合作而不是競爭,但又不是簡單的服從關系。這一政黨制度既可以避免政黨間的“惡性競爭”,發揮使各政黨不至于在無謂的內部斗爭中消耗掉的作用,又能發揮使執政黨不至于缺乏競爭壓力和發展動力而“萎靡”的功能。可以說,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從一開始就從基本理念上解決了上述問題: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制定大政方針,各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提出意見建議,執政黨和參政黨通過各種渠道溝通協商,共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避免了政黨關系不明確時各黨都希望通過贏得選舉進而上臺執政而導致的資源消耗,有利于國家的穩定和高效率的發展。
    2.打破了世界政黨政治的西方話語霸權
    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壟斷了世界政黨政治的定義權、闡釋權和評判權。它們憑借著自己的話語霸權,不遺余力地美化、包裝西方政黨政治,論證西方政黨政治的優越性、合理性,給其帶上普遍性的光環,并用它作為招牌來控制其他國家,從而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在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實踐中,一些國家正是受到其話語霸權的影響,不顧國情地移植、照搬西方的政黨政治,結果導致國家治理失效、社會動蕩。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出現和成功,則從實踐上打破了世界政黨政治的西方話語霸權。
    近代以來,中國先后出現三種政黨制度,即民國初年的多黨制、大革命失敗后的國民黨一黨專政和新中國實行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走出了一條完全不同于西方政黨制度的實踐發展路徑。今年時值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70周年,70載的歲月歷程充分說明一個國家,具體采取什么樣的政黨制度,歸根結底要根據本國國情和政治發展的現實需求來決定。兩黨制、多黨制都有其固有的矛盾弊端和制度局限性。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絕不是暫時的權宜之計,而是中國人民歷經劫難、屢次試錯后,根據中國國情和政治現實需求做出的正確抉擇。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既不同于有些國家的一黨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兩黨制、多黨制,它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另一重要形式。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不僅包括獨立地參加投票和選舉,而且還包括參加日常事務的管理和協商。中國在堅持和發展選舉和投票民主形式基礎上,全面發展協商民主形式,不僅完全符合現代民主精神,也充分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點和優勢。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內部圍繞各方面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開展廣泛協商,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中國氣派。因此,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具有無比的優越性和強大的生命力,為世界政黨制度的實踐發展提供了中國方案,這也正是人類文明發展多樣性的具體體現。
    三、結語
    從文化角度來看,政治制度具有比較強的民族性。因此,世界上各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沒有完全相同的,民主政治不會也不能只有一個模式。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有自己的特色,不能脫離特定社會政治條件和歷史文化傳統來抽象評判。如果脫離國情而生搬硬套別國的政治制度,往往會使政治運行陷入混亂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各國國情不同,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獨特的,都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都是在這個國家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漸改、內生性演化的結果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正體現了“惡黨爭、鄙譏謗。重諧和、貴合一。尊人望、崇賢德”的傳統文化思想,所以說,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自然選擇 。

    (本文獲2018年度民建省委會理論研究優秀結項成果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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