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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歷史事件中的民建與新時代民建人的使命
作者:謝小兵 鄭月齋 來源: 時間:2019-02-26 10:16:15
    今年是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70周年。“五一口號”得到了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積極響應,標志著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公開、自覺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形成過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歷史事件。重溫這一光輝歷史,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對夯實新時代多黨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推進新時代多黨合作事業不斷向前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民建的成立與政治上的挫折
    1、抗戰勝利后的形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中國的國際地位迅速提升,開始升格為“世界四強”之一,并成為聯合國的主要發起國之一。伴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國民政府的威望在國內外也獲得了空前的高漲。在國際上,蔣介石被一些西方輿論稱為“四強首腦之一”。在國內,蔣介石自詡為抗戰建國領袖。同時,蔣介石迫于國內外和平民主趨勢的壓力,相繼推出一些“開明”政策。1945年8月,蔣介石三邀毛澤東赴渝進行和平談判,共同商討“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以此來爭取政治上的主動性。1945年9月,國民黨在重慶《中央日報》上發表了《中國國民黨為抗戰勝利告全國同胞書》,公開表示要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民族平等、民權暢行、民生樂利的中華民國。在政協開幕會議上,蔣介石代表國民黨政府宣布決定立即給予人民某些民主權利。尤其是1946年1月,重慶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五項決議,給了包括民建在內的各民主黨派很大鼓舞和期待。
    2、民建的政治主張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國會在陪都重慶成立。初成立的民建“以團結各界思想進步行動踏實之分子,合力推進民主政治,并以互助方式發展各種有利建國之事業為宗旨。”在成立宣言中提出“世界要和平、國家要民主、經濟要發展、教育要普及、文化要繁榮”的政治主張,要求民主和建設,將自身事業同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表達了民族工商界和知識界對和平統一、民主建國的渴望。
    在和平民主與內戰獨裁以及建立什么樣的國家問題上,國共兩黨斗爭十分尖銳。對當時局勢,民建同其他民主黨派一樣幼稚且懵懂。面對國民黨和共產黨,民建一方面對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抱有幻想,一方面對中國共產黨了解不深,幻想走“中間路線”,在國共兩黨的政治主張之外,謀求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民建在成立宣言中指出,“我們不是一個黨同伐異的政黨,我們對于一切為民主建國而努力的黨派及個人,都愿保持極度的友善,然而同時保留對于任何方面的完全的批評自由,我們愿以純潔平民的協力,不右傾,不左袒,替中國建立起來一個和平奮斗的典型。”
    3、舊政協的失敗
    為促進舊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在會外,民建聯合其他黨派團體組成了政治協商會議陪都各界協進會,舉行了8次報告演講會,國民黨特務搞了一連串破壞活動,制造了“滄白堂事件”。在會內,黃炎培針對蔣介石對籌組聯合政府的攻擊,進行了嚴正的批駁。他的發言,引起了國民黨的恐懼,軍警憲兵特務闖進他的寓所,捆綁工作人員,控制電話,封鎖通道,翻箱倒柜大肆搜查。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協商會議剛閉幕,簽訂的協議墨跡未干,蔣介石就撕毀協議,加緊部署內戰。民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在重慶聯合了20多個團體,在較場口舉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大會。國民黨特務大打出手,制造了震驚中外的“較場口事件”。
    1946年6月,民建聯合各界民主力量,組成上海人民團體代表團赴南京請愿,國民黨特務圍攻毆打請愿代表,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下關事件”。
    1947年5月,國民黨發表了《中共地下斗爭路線綱領》,聲稱“民盟及其化身民建、民進、民聯等黨派,已為中共所控制,其行動均遵循中共旨意”。隨后,又逮捕了大批民主人士。10月,國民黨內政部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
    為保存實力、積蓄力量,民建由公開活動被迫轉入地下斗爭。民建在滬的理、監事和主要骨干分別編入以青建、英建、寰建、康建、核建、紀建等為代號的小組,每周采用聚餐、茶會等方式進行分散活動。活動內容主要是交換情況,溝通信息,研討政局時事,商量會務發展。有時也邀請著名人士共同交換意見,分析國內外形勢,傳播戰場消息。嚴酷的事實使民建走“中間路線”的政治幻想破滅了。至此,民建明白,自己原本試圖站在國共之間,希望中國實現民主、自由,但當政的國民黨卻不擇手段進行武力打壓,因此“絕不能夠在是非曲直之間,有中立的態度”。
    4、與中共建立聯系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會議。會上毛澤東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報告闡述了中共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消滅的對象,只是封建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只是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上層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由于中國經濟的落后性,廣大的上層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后,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他們存在;并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他們中一切有益于國民經濟的部分有一個發展;他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48年1月,民建組織會員秘密學習《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的這一報告,給民建和工商界以極大的鼓舞。對此,黃炎培于1月4日和18日的日記內分別記載“民建茶會,我與衛玉為召集人,到青年二十五人。秦翰才來。”“下午,民建茶會,吾為主席,笪移今、李正文為報告時事。”毛澤東的這一報告,給民建和工商界以極大的鼓舞。在一次核心層的聚餐會上,商定要早日派人與香港中共組織和各黨派保持聯系。隨后,王紀華、盛康年等頻繁往來于滬港之間,聽取在港中共代表的意見,并向上海同仁傳達。
    二、民建響應“五一口號”
    1、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發布
    1948年上半年,隨著戰爭形勢急轉直下,國民黨已是強弩之末。“五一”國際勞動節快到了。時任新華社社長的廖承志,給中央發去一個十分簡短的電報,詢問“五一”勞動節快到了,中央有什么重要事情發布。廖承志的這封簡短來電,引起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重視,“五一口號”初稿應運而生。毛澤東將初稿第5條“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革命的領導者,解放區的工人階級是新中國的主人翁,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更早地實現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修改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4月3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晉冀察軍區所在地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召開擴大會議,會議討論通過了經毛澤東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當日,通過陜北的新華社正式對外發布,同一時間,新華廣播電臺也進行廣播。5月1日,《晉察冀日報》頭版頭條刊發了“五一口號”。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全文發表。
    2、響應“五一口號”
    “五一口號”發布之時,黃炎培等領導人仍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堅持斗爭。5月8日,章乃器在旅港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召開的座談會上發表演說,積極響應“五一口號”。5月14日,盛康年帶著沈鈞儒給張瀾、黃炎培的信,由香港回到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介紹了在港的各民主黨派響應“五一口號”的行動和立場。對此,黃炎培在日記中記載“盛康年自香港歸,談港況,帶到衡山訊。”民建的行動加快了節奏。15日,“夜,康建在羹梅家(霞飛路一七八四號,汶林路對弄)舉行,余為政治報告。”18日,“夜,核建社餐,章元善為主人,胡厥文、陳巳生、俞寰澄、施復亮、王紀華、盛丕華、楊衛玉。”
    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舉行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出席會議的有黃炎培、胡厥文、施復亮、張伯、楊衛玉、盛丕華、俞寰澄、王紀華、陳巳生、盛康年、鄭太樸等。黃炎培在日記中記載“夜,民建常務理監會議,厥文、絅伯、衛玉、丕華、復亮、寰澄、巳生、紀華、佐才、康年、太樸及余,商定對某問題態度及意見。”出于對時局安全的考慮,黃炎培在日記中只是輕描淡寫地記載“商定對某問題態度及意見”。事實上,民建常務理、監事經過討論,一致通過了“贊成中共‘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孫起孟為駐港代表,同中共駐港負責人及其他民主黨派駐港負責人保持聯系”的決議。
    這個決議,是民建在發展歷史上極為重要的里程碑,標志著民建政治立場、政治綱領的轉折。它實際上宣布民建放棄了最初成立時“不右傾、不左袒”的中間路線,在國共兩黨的激烈斗爭中,最終選擇了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共團結合作的立場。
    三、參加新政協
    1、遷入解放區
    響應“五一口號”后,民建立刻投入到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新中國的奮斗中。
    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中共中央兩次致電中共華南分局,邀請在上海和香港響應“五一口號”的各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代表進入解放區,共同商討籌備召開人民政協和組織聯合政府等問題。民建總會接到邀請后,黃炎培、胡厥文、盛丕華協商決定,推派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代表民建到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
    1948年12月26日晚,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等30余位民主人士在中共安排下,登上蘇聯貨船“阿爾丹”號駛離香港,開始北上。1949年1月10日到達沈陽,受到了中共代表李富春、張聞天的熱烈歡迎。他們先后參觀了大連、旅順、沈陽、哈爾濱等地的工廠、農村、學校、煤礦、電站,大家感到耳目一新,心情非常激動。
    1948年年底,黃炎培寓居上海,上了特務的黑名單,處境十分危險。中共地下黨對他的境況非常關心,經過周密安排,他乘船化裝去了香港。同去的還有姚維鈞、盛丕華、俞寰澄、盛康年等人。在港期間,黃炎培一行與中共代表作了多次商談。1949年3月14日,黃炎培一行離港,25日到達北平,受到中共領導人的熱烈歡迎。
    1949年2月25日,章乃器、孫起孟、施復亮、羅叔章、胡子嬰等一行35人,乘“天津解放號”專車由沈陽抵達北平。天津的李燭塵、資耀華也于同日乘車到達。至3月底,民建的主要負責人都已陸續到達北平。
    9月27日,總會理、監事會議決定,民建總會由上海遷往北平。
    2、民建建立了主動性
    8月,針對美國污蔑中國革命的美中關系白皮書,經過集體討論,由孫起孟執筆,起草了《加強內部團結和警惕,答告美帝好夢做不成的聲明》,發表在8月24日的《人民日報》上。在聲明中,揭露和駁斥了美帝國主義企圖利用“民主個人主義者”顛覆人民革命的陰謀。指出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基本利益的矛盾,決定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會變成美帝工具”。認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從它出現在歷史舞臺開始,“就受到封建的阻礙和帝國主義的摧殘”,而帝國主義的危害“尤其嚴重”。“中國近百年史黯淡的一頁也就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受盡帝國主義打擊的一頁”。通過長期的斗爭,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品質得到提高,“懂得跟著中國共產黨走,進行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斗爭,終于獲得解放,從絕望中復蘇回來。今后怎么樣,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訂得明明白白,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人工商業,會大大發展。根據過去的經驗和今后的觀察,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憑哪一條也不會變成美帝發展‘民主個人主義’的資本或條件,只有新民主主義,才是它惟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
    民建的聲明,闡明了我國民族資產階級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走新民主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毛澤東在聲明發表的當天致信黃炎培,稱贊“民建發言人對白皮書的聲明寫得極好,這對于民族資產階級的教育作用是極大的,民建的這一類文件(生動的積極的有原則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當使民建建立了自己的主動性,而這種主動性是一個政黨必不可少的”。
    3、參加政協籌備會議
    “民建應使民族工商業家與新民主主義經濟密切結合起來,團結、教育、領導工商業者,為新中國經濟建設服務。”1949年5月26日,周恩來邀集黃炎培、盛丕華、章乃器、孫起孟等12位民建理、監事聚餐,討論民建前途和今后的重點分工問題。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籌備會議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等23個單位、134位代表。其中民建成員12名。黃炎培被推舉為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孫起孟、閻寶航、羅叔章被推舉為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此外,黃炎培、羅叔章被推舉參加擬定新政協參加單位及代表名額小組,施復亮、俞寰澄參加新政協組織法起草小組,章乃器、李燭塵參加共同綱領起草小組,胡厥文、俞寰澄參加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起草小組,李燭塵參加宣言起草小組。
    9月17日召開的新政協第二次籌備會議上,將新政治協商會議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根據新政協籌備會《關于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民建協商產生12名正式代表,他們是:黃炎培、章乃器、胡厥文、施復亮、胡子嬰、孫起孟、陳巳生、章元善、盛康年、冷遹、楊衛玉、沈子槎。產生候補代表2名:陳維稷、莫藝昌。此外,其他界別的民建成員或以后加入民建的政協代表還有40多人,他們是:沙千里、孫曉村、李象九、陳經畬、資耀華、周士觀、盛丕華、李燭塵、簡玉階、包達三、俞寰澄、張伯、吳羹梅、鞏天民、王新元、劉一峰、酆云鶴、羅叔章、簣延芳、侯德榜、閻寶航、吳覺農、徐永祚、黃長水、胡子昂等。
    4、參加政協第一屆會議
    1949年9月21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在這個劃時代的會議上,各民主黨派以主人翁的姿態共商國是。
    黃炎培興奮地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所新的大廈,是鋼骨水泥的許多柱子撐起來的。這些柱子是什么?第一是中國共產黨,還有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這些單位就是一根一根的柱子。這鋼骨水泥是什么?就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愛國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這些新的大廈的基礎是什么?說理論基礎吧,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所新的大廈最高的頂尖上邊,飄揚著一面大旗,大旗上寫的是什么?是新民主主義。這所新的大廈有多大?有九百五十九萬多平方公里。中間住著多少人?有四萬萬七千五百多萬人。連我在內,我們將乘著大廈成立的機會,立刻創設一個工作總機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這所新的大廈,有五個大門,每個門上兩個大字,讓我們讀起來: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這所新的大廈,周圍有很輝煌燦爛的墻壁,墻壁上寫著一行一行頂大的大字,就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9月22日,民建總會向大會發出賀電:象征著全國人民大翻身大團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已經在北平開幕,全國人民今后在毛澤東旗幟之下向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道路邁進,以達到最后的成功,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彪炳輝煌的一頁,是全國人民歡欣鼓舞的日子,我們為此敬向大會致最熱烈的慶賀,并保證今后為徹底執行大會決議而努力。
    9月29日,會議一致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9月30日,大會選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黃炎培、李燭塵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10月1日,黃炎培等隨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舉行開國大典,心情無比激動,即興創作了一首新詩《天安門》。
    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進入了由新民主主義有步驟地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各民主黨派也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民建明確宣布以《共同綱領》為自己的政治綱領,團結和引導成員,與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發揮自身特點和優勢,為貫徹實施《共同綱領》貢獻力量。
    四、勇擔新時代民建人的使命
    中共十九大的召開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多黨合作事業也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新時代有新使命。繼承和發揚老一輩合作共事光榮傳統并不斷賦予新的時代內涵,是民主黨派成員義不容辭的義務和責任。今年是全面貫徹落實中共十九大精神開局之年,改革開放40周年。撫今追昔,包括民建在內的各民主黨派為鞏固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事業進行了不懈努力,作出了重要貢獻。作為新時代民建人,更要結合新要求,擔負起推進多黨合作事業新使命。
    1、深入學習貫徹中共十九大精神,夯實合作共事的思想基礎
    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一個重要方面。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統一戰線是黨的事業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必須長期堅持。要高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牢牢把握大團結大聯合的主題,堅持一致性和多樣性統一,找到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報告重申了多黨合作十六字方針,強調支持民主黨派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要求更好履行職能。這些表述既是對70多年來多黨合作事業的高度概括,也是新時代對多黨合作提出的新要求。我們要以十九大精神為指引,進一步深化對堅持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認識,增強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自覺性和堅定性,不斷鞏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思想政治基礎。
    2、認真落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定合作共事的政治意識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在長期革命與建設中形成發展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始終體現了這項制度的巨大優越性和鮮明獨特性。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中央不斷鞏固和完善多黨合作制度,建立健全各項工作機制,特別是出臺了《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有力推進了多黨合作事業發展。民建各級組織和廣大成員要進一步密切聯系實際,廣泛開展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重大意義、多黨合作成功經驗和理論成果的宣傳教育,自覺抵御西方敵對勢力的西化、分化言論,進一步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
    3、積極履行參政黨職能,提升合作共事的水平
    民建作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與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擔負著重要的政治和社會職能。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是參政黨的基本職能,認真履行參政黨職能,是檢驗我們學習紀念“五一口號”真正落到實處的重要標志。各級組織要進一步發揮聯系廣泛、智力密集、位置超脫的優勢和特點,緊緊圍繞黨委政府中心工作和群眾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廣泛開展調查研究,不斷提出有價值的意見建議。
    五、結束語
    民建從響應“五一口號”至今,已經走過了70年的歷程。70年來,民建始終不渝地堅持當初選擇的政治方向,堅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為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和建立新中國、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竭誠奮斗,作出了積極貢獻。70年的多黨合作史,留下的深刻啟示是: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實現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中國人民才有光明的前途和未來。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多黨合作事業面臨著新的形勢和任務。作為密切聯系經濟界的參政黨,民建在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征途上,肩負著重要使命和責任。每一個地方組織,每一個民建會員,都要以史為鑒,不忘初心,繼承和發揚同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的優良傳統,與中國共產黨一道,風雨同舟、同心同向,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不懈努力。

    (本文獲2018年度民建省委會理論研究優秀結項成果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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