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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口號”與施復亮政治立場的轉變
作者:張嘯塵 何民勝 來源: 時間:2019-02-26 10:09:55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在決戰決勝時刻吹響的沖鋒號角,是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聯合政府的行動綱領,順應民意,代表了前進的方向,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各民主黨派也紛紛響應。5月23日,施復亮參加民主建國會在上海秘密召開的常務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會議一致通過“贊成中共‘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的決議。這是民建在發展史上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里程碑,標志著民建政治立場、政治綱領的轉折。它實際上宣布民建拋棄了最初成立時“不右傾、不左袒”的中間路線,在國共兩黨的激烈斗爭中,最終鄭重地選擇了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共團結合作的立場。對于施復亮來說,“五一口號”也是促使他在關鍵時刻將立場從中間路線完全轉變到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重要外因,這個外因與其內因的高度契合與升華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人民勝利得解放,初心所向
    “五一口號”第一條中指出:“今年的五一勞動節,是中國人民走向全國勝利的日子”。在第三條中有:“慶祝全解放區和全國農民的土地改革工作的勝利和開展!”這正是施復亮的初心所向。
    早在1920年6月,施復亮在上海時,就同陳獨秀等人進行了籌建共產黨的活動,并參與起草綱領。這份綱領中就明確提出運用勞工專政和生產合作等作為革命手段,以達到勞工解放的目的。這正是他參加共產黨、從事革命活動的初心。這年6月下旬,施復亮帶著這份黨綱去日本留學。在日本,他一方面刻苦攻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對蘇聯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和專政進行研究,還與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堺利彥、山川君、河上肇等人密切交往和聯系,并研讀他們的著作。通過學習和研究,他對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有了新的認識,立場開始由無政府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1921年4月,當他被陳獨秀指定為日本共產黨小組組長后,更加堅定了革命的信念,一面翻譯介紹馬克思主義、日本社會主義者的著作和蘇維埃革命經驗,成為我黨早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之一;一面理論聯系實際,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和方法,寫出了多篇有關在中國進行社會革命的文章。他在《我們要怎么樣干社會革命?》一文中寫道:“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挽救支那”,“所以才決定終身為共產主義努力,終身為共產主義犧牲。” 不久,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明確指出:“要改造中國社會,只有實行社會主義;要實行社會主義,只有遵守唯物史觀。” 并說:“我主張顛覆舊社會,建設無產階級國家。我對國家的見解,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他階級的機構。” “將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合攏來干,我們進一步就要把現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階級地位去,藉著政治的優越權,來改變經濟組織。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法”。怎樣實施這個方法呢?他指出,就是采取“由無產階級、兵士、學生三者聯盟成的直接行動”。 并號召“一切被掠奪被壓制的階級一同起來”,向“一般軍閥,官僚,政客,紳士,資本家,地主等”實行無妥協的“階級斗爭”, 武裝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使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得到根本解放。他在擔任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上海大學教授和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教官及政治部主任期間,都在為實現這一革命理想和初心而努力奮斗,是知名的政治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
    大革命失敗后,他曾一度迷惘、彷徨,并于1927年8月退出共產黨,這是他的終身憾事。他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決不是放棄革命,更不是要投向反革命,而是要尋找能實現其初心的新的革命道路。經過研究探索,他提出了國民革命論,代表作是《目前中國革命問題》。
首先,他認為,國民革命的指導思想是“土生土長”的孫中山三民主義,因為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相比,更適合中國國情,是“完全由中國客觀的事實反映出來的,十分適合中國革命的需要”。 并說:“中山主義是一種由帝國主義壓迫所產生,以求‘國際的平等’,‘政治的平等’,‘經濟的平等’為主要目的,以‘團結工農勢力’,‘聯合世界革命民眾’,‘容納共產派’為根本政策的,可行的,革命主義。” 他還指出:“三民主義乃是今日中國社會經濟政治中種種矛盾現象底理論的反映,由偉大的孫總理建設起來,他不是空想家底烏托邦,而是一切被壓迫民眾底實際的要求。他有日益生長的活的事實為根據為后盾。他有無數千萬痛苦的民眾來熱望來擁護。”
    施復亮運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來觀察、分析中國社會,認為現代中國進行的革命就是一個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包括民族革命、民權革命、民生革命三種。在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中,革命的動力是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封建階級、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者是革命的國民黨;革命的性質是民主革命;革命的前途是建立非資本主義社會。
對于革命的領導權問題,他在書中是有具體分析的:
    首先他認為,無產階級“在客觀上本來應該由他們來領導中國革命,不過主觀上現在還做不到”。他給出的理由是,“無產階級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未能占決定的地位”,“數量只有二百多萬,組織訓練都還很幼稚,實際上也還不能領導革命”。在施復亮看來,既然無產階級不能領導革命,那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也就不能領導革命。在中國,需要革命并為革命動力的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三個方面,而不僅僅是無產階級一個方面,共產黨組織上的階級局限性使其僅能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因此,他說:“我認定共產黨在中國決不能擔負集中一切革命勢力,統一革命領導權的責任。”(后來的革命實際,使他認識到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其次,施復亮認為,資產階級也不能領導國民革命。按理說,國民革命的主要性質是民主革命,而民主革命屬于資產階級性質,那當然應該由資產階級領導。可是,施復亮并不這么認為,他指出,完成反抗一切封建勢力的任務,“在歷史上說,的確帶有資產階級性的,但在中國,資產階級決不能完成這個任務”。從數量上看,在宗法封建社會里,資產階級不占主要地位,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占主要地位;從質量上看,資產階級中的買辦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對象,當然不能領導革命。而資產階級中的民族資產階級雖然要求革命,但力量過于薄弱,并且性格軟弱,“沒有徹底反抗封建階級的勇氣和力量,他們只有跪倒在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的腳下”,“發展越落后的國家,資產階級底革命性越弱,越容易與封建階級妥協,不能徹底地完成民權革命”。因此,他認為,資產階級從“數量和質量上,都不足以領導革命”。
    最后,他主張由革命的國民黨來領導國民革命。他所說的“革命的國民黨”,不是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他指出,這個國民黨在1927年后,“由于少數官僚軍閥昏庸老朽分子底篡奪”,已變成“背叛主義背叛民眾背叛黨綱黨章的黨”,黨內“早已充滿著官僚軍閥豪紳地主買辦洋奴以及其他一切腐化反動分子”,“我們所能看見的,只有日趨腐化反動的國民黨”。所以,他主張:“恢復國民黨十三年改組精神”,“重新建立一個革命的國民黨”,將已失去“靈魂”的國民黨“復活”。并提出三個標準:“第一必須以工農小市民(即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為黨底階級基礎,能夠充分代表工農小市民底利益而奮斗;第二必須完成整個三民主義的革命,目前繼續進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與反封建勢力的民權革命,建立真正革命的民主政權,一直達到反資本主義的民生革命,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第三必須統一工農小市民底一切革命勢力,鞏固工農小市民底革命戰線。”
    可以說,施復亮的國民革命理論仍然是從工農和小市民的利益出發的,仍然以工農和小市民為革命的主要力量,這是他的初心所在。但是,這時的蔣介石已經背叛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根本政策,他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因此,他不可能允許任何黨派、任何人按照施復亮的主張來改造國民黨。因此,施復亮十分失望地退出政壇,走進書齋,著書立說,繼續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蘇俄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的進程和經驗。直到上個世紀40年代,他參與籌建民主建國會,甚至提出“中間路線”,仍然是為了救國救民。但是,蔣介石挑起內戰,瘋狂鎮壓共產黨人、民主人士和革命群眾,使其“偏左而不是偏右”“跟左翼的進步的政治力量,共同阻遏右翼的反動的政治力量”的主張再一次落空。但他也有預料:“萬一中間路線真正走不通,中間階層和中間派也可以支持并執行左翼的政治路線,但決不可支持或執行右翼的政治路線。因為反動是一條死路,只有改良和革命才是出路;改良不成,便只有革命。” 而這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解放了東北,并建立了解放區;解放戰爭已進入全面反攻階段,“中國人民走向了全面勝利的日子”。也正因此,當中共“五一口號”發表后,他慨然響應,轉變立場,跟隨共產黨,繼續為實現初心,投身人民解放的事業之中,甚至親身參加了解放上海的戰斗。
    二、打倒蔣介石,丟掉幻想
    “打倒蔣介石!”五一口號中的這一條正是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發出的正義呼聲,也是施復亮丟掉幻想,同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徹底決裂并與之斗爭的重要抉擇。
    在此前的數十年中,施復亮對于蔣介石及其國民黨政府,更多的是批評、抨擊和斗爭,但也曾有過種種幻想:
1925年1月,施復亮在《民國日報·覺悟》發表《反對西山會議》,批判國民黨右派在北京召開的旨在反對共產黨、反對國共合作的西山會議,宣傳國共兩黨合作,支持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抨擊反對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國民黨西山會議派。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4月23日,施復亮與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各期學生和革命群眾30余萬人,在閱馬場舉行聲勢浩大的討蔣大會,喊出了“打倒新軍閥!”“反對獨裁!”“打倒蔣介石!”等口號。大會還通過了《討蔣通電》《武漢軍校告各期全體同學書》。
    1928年8月,他退出共產黨后,曾向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張發奎、副軍長黃琪翔提出國共兩黨實行“黨外合作”、執行孫中山的三大根本政策、在廣東釋放共產黨人、反蔣等建議。但這些建議未被采納。
    1928年和1929年初,他提出了一整套改造國民黨的理論和主張,想借恢復孫中山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精神,把“背叛主義背叛民眾背叛黨綱黨章的黨”和“日趨腐化反動的國民黨”改造成為真正執行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革命的國民黨。但他的這一幻想很快破滅。
    1932年,施復亮或撰文,或在群眾中發表演講,公開抨擊蔣介石國民政府的不抵抗主義政策,號召全國人民奮起抗日。因此,他遭到國民黨反動當局的密令逮捕。
    1944年11月,施復亮參加民主科學座談會(即后來的九三學社)后,在各種群眾性的政治活動中,宣傳積極的民主的統一戰線的抗日政策,反對國民黨的獨裁政治,揭露國民黨假抗戰、真反共的陰謀,為抗戰到底、爭取最后勝利獻計獻策、奔走宣傳。為此,國民黨政府對他進行了監視。
    1946年2月10日,國民黨反動派一手制造了“較場口慘案”,作為“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主席團成員的施復亮被打傷。11日,他在《新華日報》發表《憤怒的抗議》一文,控訴國民黨反動派的暴行:“我對于這種事實,不能不對于今天當權的國民黨表示憤怒的抗議!”“我們個人是吃虧了,是被打了,但是歷史的車輪還是要向著我們所相信的方向進行的!”
    1946年6月23日,他得知參加和平請愿代表團的成員在南京下關車站遭到一伙歹徒的圍困和毆打后,十分氣憤,奮筆疾書,寫出了《偉大的民意與愚蠢的反動》一文,揭露和痛斥了國民黨制造“下關慘案”的陰謀和罪行。
    1946年10月前后,施復亮發表多篇文章批評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所謂的“國民大會”“一黨憲法”。
    1947年2月13日,施復亮在《文萃》第2卷第19期發表《從較場口到勸工大樓》一文,紀念“較場口慘案”,抗議國民黨特務在上海打死參加“愛用國貨抵制美貨委員會成立大會”的職工梁仁達,并打傷數十人的“二九慘案”,嚴正批判國民黨政府實行獨裁統治、鎮壓民眾、破壞民主的罪行。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校學生舉行游行示威,反對內戰。這一愛國運動迅速擴大到北平、南京、天津、沈陽、重慶等許多城市。施復亮為廣泛興起的學生愛國運動而感奮,寫出了《五四精神與學生運動》一文,于5月10日發表在《現代新聞》第1期,弘揚五四精神,贊揚學生運動,呼吁全國民眾反對國民黨內戰、獨裁政策和美貨傾銷。
    1947年5月20日,各地學生6000多人在南京舉行聯合請愿大游行,國民黨當局出動大批軍警憲特人員,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大打出手,500多人慘遭毒打,重傷19人,被捕28人,制造了駭人聽聞的“五二○”血案。施復亮聞后義憤填膺,立即撰文控訴,寫出《人民需要和平》一文,于5月24日發表在《現代新聞》第3期,批評國民黨反動派制造的反革命暴行和白色恐怖。
    可以說,施復亮對于國民黨的倒行逆施和反革命行徑是長期不滿的、痛恨的,并不時發出反對、批判、抨擊和控訴的聲音。但是,在1928年,他曾主張“改良主義”,提出了一整套“改組國民黨”的理論和方法;1946年前后,他又提出“中間路線”和“調和國共”的策略。他認為,目前只有加強中間派的力量,才能使國共雙方不能不互讓,從而“獲致‘調和’,達到‘統一’,建立‘民主主義的社會’”。但是,他要“改組國民黨”,蔣介石卻我行我素,根本不理睬他那一套;他要“調和國共”,蔣介石卻是滅共之心不死,國共斗爭日趨白熱化。這是因為,共產黨代表的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苦大眾,而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政府代表的是地主資產階級,這兩個階級是根本對立的,是不可“調和”“統一”的。但是,可能因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及其領導的國民黨所創立的業績和在人們心中的崇高威望,使施復亮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充滿信仰和希望。加之國共兩黨的兩次合作,也使其對后來的國民黨也抱有接受改造、恢復十三年改組精神的希望。其實,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在孫中山的領導下開始的,共同目標是推翻北洋軍閥統治。這個目標基本實現后,蔣介石就背叛孫中山和三民主義,于1927年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致使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接著就是對共產黨人的殘酷鎮壓和對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的瘋狂圍剿;第二次合作是因為日本侵略中國、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在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強烈呼吁和促使下,蔣介石迫不得已,只好同意同共產黨合作,于1937年8月中旬開始,國共兩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經過八年抗戰,終于取得勝利。但是,抗戰勝利后,1946年6月,蔣介石又暴露出反革命本質,公然撕毀雙十協定,挑起內戰,致使第二次國共合作結束。施復亮之所以在1947年還提出“調和國共”和“統一”的主張,一是因為他看到內戰給國家和人民帶來重大災難,所以希望國共“統一”,停止內戰;二是他也許以為,國共還有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合作的可能,或蔣介石有可能允許共產黨和其他黨派參與聯合執政。這說明施復亮對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本質認識不足,還存有幻想。1948年初,當共產黨與國民黨進行大決戰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全面反攻、節節勝利,而國民黨在戰場上節節敗退,作垂死掙扎,竭力強化法西斯獨裁統治,加緊鎮壓民主運動,實行白色恐怖,在上海、北平、廣州等地逮捕和屠殺了大批愛國人士。這使施復亮徹底看清了蔣介石的反革命本質,于是丟掉幻想,響應“五一號召”,徹底與國民黨反動派決裂,喊出了真正意義上的“打倒蔣介石”!
    三、召開新政協會議,民主建國有希望
    “五一口號”第五條呼吁:“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施復亮從中看到了民主建國的希望。
    其實,施復亮對民主化的追求和呼喚是數十年如一日的。早在1928年,他在《黨的民主化與群眾化》一文中就指出:“所謂民主集權制,其最主要的意義,就是在決議方面必須依大多數人的意思來決定,在執行方面必須大家一致行動。”并說:“現在呢,這種精神也沒有了!集權還有人記得,民主卻似乎都忘記了。”批評國民黨內官僚主義橫行,普通黨員民主權利被剝奪的一干二凈,指派代替選舉命令,絕對服從代替討論,造成了國民黨“今日這種垂死的狀態”。
    在20世紀40年代,他更成了反獨裁、爭民主的不屈不撓的民主戰士,為民主建國奮斗不已。
    1944年底,他參加民主科學座談會,在各種群眾性的政治活動和報告會、演講會、聚餐會上,宣傳積極的民主的統一戰線的抗日政策,反對國民黨的獨裁政治,揭露國民黨的假抗戰、真反共的陰謀。因此,國民黨政府對他進行了監視。
    1945年,他與黃炎培等人籌建成立了民主建國會。該會的《成立宣言》宣稱:在國內政治上主張和平統一、民主建國,經濟和思想自由;對國共兩黨采取“不右傾、不左袒”的中間立場;對美蘇采取平衡政策;強烈反對內戰,反對專制獨裁。
    1945年12月28日,在《新華日報》(重慶)第5版發表《怎樣促進政治民主化》一文,指出:“當前政治糾紛的中心問題,是政治民主化問題。要徹底停止內戰,使內戰不再發生,要使國共兩黨的軍隊都變成真正的國軍,不再有任何黨派或私人的軍隊,都只有趕快促進政治的民主。”還說:“國民黨自己說要‘還政于民’,就是證明今天的政是被掌握在國民黨的手里,并不是掌握在人民的手里,今天的國也還是‘黨國’,并不是‘民國’。今天國民黨自己尚且不能不承認應當‘還政于民’,怎么能夠叫共產黨的軍隊也一并交給它呢?這種做法,不僅共產黨不答應,就是全國多數老百姓也無法贊成。”
    1946年1月1日,他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我的答案》,旗幟鮮明地表態:“擴大政治協商會議的職權,在國民大會未開之前,代行國會職權,以便逐步推行各省政府普選和地方自治,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礎。”“制定和平建國的共同綱領,以促進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工業化為中心內容。”“根據無限制無記名的直接普選法產生國民大會代表,并且應當設法使工農及婦女代表有多多當選的機會,不承認國民黨十年前選舉的代表資格,反對一黨包攬國民大會。”“必須在國共兩黨以外形成一個進步的民主的中間派的政治力量,其強大到舉足輕重的地位,既可以做雙方團結的橋梁,又可以做共同團結的基礎,堅決為爭取和平、團結、民主、統一的實現奮斗到底。”
    1月11日,施復亮又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感想與希望》一文,公開申明:“十八年來,我的立場和態度都是中間派的立場和態度……但是中間派決不是調和派,在是非之間決不能中立;在民主與反民主之間決不能調和”。并認為:“今天中共是一種進步的力量,在它忠實于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的時候,我們不但不應該拒絕和它合作,而且應該誠實合作。”
    1946年2月10日,國民黨反動派制造了“較場口慘案”,暴露了他們無意執行舊政協協議的反民主的嘴臉。在這次慘案中,施復亮被打傷。次日,他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憤怒的抗議》一文,“……對于今天當權的國民黨表示憤怒的抗議!”這年的6月,蔣介石就迫不及待地撕掉假面具,公然挑起內戰。并于7月開始籌備召開“國民大會”,蓄意將中共和其他民主黨派排斥在“國民大會”之外。這遭到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堅決反對和譴責。這年的10月1日,施復亮在《民訊》創刊號上發表《當前時局與本會的任務》一文,主張要聯合包括中共在內的民主力量結成統一戰線,“共同向國民黨反動派爭民主”。但是,蔣介石一意孤行,11月15日,國民黨單獨召開了所謂的“國民大會”,通過了“一黨憲法”。他們反民主的倒行逆施遭到各民主黨派的一致反對。12月31日,民建、民進和九三學社等11個政團發表聯合聲明,指出:“國民大會”的代表不能代表各民主黨派,只能代表國民黨,因此,所通過的憲法只能是“一黨憲法”。這“一黨憲法”,是將“人民送上死路,國家送上絕道”。施復亮也發表多篇文章進行批判和譴責。
    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根本不顧民意,不理睬各民主黨派的批評和反對,繼“國民大會”之后,又玩起了“改組政府”的騙局。蔣介石拉攏民社黨、青年黨和某些“社會賢達”參加“國民政府”,稱這個政府是“多黨”的政府。
    1947年4月22日,施復亮參加民建常務理事會會議,討論決定發表聲明,揭穿國民黨“改組政府”的假象和騙局,施復亮參加了聲明的起草。聲明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內戰中改組的政府,哪里說得到政協路線和擴大政府的群眾基礎”,并表示中國要走上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獨立、進步的道路,“只有重新恢復政協的精神和原則,組織全國統一的真正民主的聯合政府,徹底實行和平建國綱領。”
    國民黨主持召開的“舊政協”、偽“國民大會”和所謂的“改組政府”,使施復亮民主建國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破滅。中共“五一口號”的發表,使他看到了民主建國的希望,這是使他轉變立場的一個重要原因。1949年9月,他出席了第一屆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并當選為委員,還被任命為勞動部第一副部長,親眼看到多黨協商、聯合執政、民主建國的希望變成了現實。后來,他還當選為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屆常委,全國人大第一、二、三屆常委,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獻言獻策,鞠躬盡瘁,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本文獲2018年度民建省委會理論研究優秀結項成果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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